石油資源稅遲遲不出，凸顯各方利益博弈之激烈。用發改委有關人士的話說就是“要顧及到各方利益”。這種利益博弈大致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源稅的利益分配格局，二是資源稅稅率的變化。

    資源稅屬于共享稅，在其分配中，中央拿大頭，只給地方留下25%。這種分配機制許多地方不滿意，因為，資源稅的征收主要依靠屬地資源，而在資源開發過程中，很容易造成環境污染等問題，需要治理，也需要對受損的當地居民進行補償，過低的資源稅顯然不利于補償的進行。

    因此，有人在《新京報》撰文指出：“要想保障推進資源稅改革的順利進行，一方面要解決好收入歸屬問題。合理的分配方式是，中央分享小部分，地方分享大部分，這個比例最低應是四六開(也就是中央要40%，地方要60%)。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資源稅返還給地方的財政資金，建立一套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補償機制，作為農民利益和生態環境的補償。”

    這一觀點可行性很大，同時，筆者認為，給地方的比例還可以再大一些，以使地方政府盡快建立起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的補償機制，避免環境的惡化，并補償當地居民因資源開發受到的損失。我國許多資源都集中在西南、西北和西部地區，這些地區經濟不發達，而許多資源又是不可再生的，將資源稅留在地方，有利于縮小中西部之間的差距。

    資源稅改革利益博弈的另一個問題是稅率的提高問題，資源所屬地區希望資源稅大幅度提高，而許多既得利益集體則反對資源稅提高過快。以石油資源稅為例，我國每噸僅30元，只相當于美國標準(每噸130美元)的1/34。投資銀行瑞士信貸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估算，如果資源稅每桶原油征收1美元，中國某石油巨頭的純利就將減少5%。相關利益集體的阻力可想而知。

    但是，我認為，資源稅改革最重要的還不是稅率問題，而是資源稅的征收方式問題。按照《資源稅暫行條例》的規定，目前，我國征收資源稅所依據的是產量和銷售量，實行定額稅率，即從量定額征收。這是導致我國資源浪費嚴重的根本原因之一。相關數據表明，全國煤礦平均資源回采率約40%，資源富集地區小煤礦資源回采率僅為15%左右———這就意味著，一座儲量為1000萬噸的煤礦，僅開采了150萬噸就被廢棄。自建國以來至2003年，中國累計產煤約350億噸，煤炭資源消耗量超過1000億噸，我們至少扔掉了650億噸的煤炭資源。按2003年的煤炭消費計算，這些煤夠我們用近40年。

    而國外的資源稅基本都是依據儲量來征收的，將稅額與消耗的資源儲量、資源利用的回采率等指標緊密聯系起來。這種征稅方式的最大好處在于，可以促使企業最大限度地開采資源，以獲取更多利潤，也就是說，在以儲量為依據的征稅標準下，企業有充分挖掘開采潛力的動力，如果它不這樣做，就意味著一部分稅款“白繳”，使自身利益受損。

    依據產量或銷售量為征稅依據，可能是出于征稅方面的角度考慮的，然而，這種設計本身實際上違背了資源稅開征的目的。開征資源稅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避免浪費。因此，國務院在發布的《關于促進煤炭工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提出修改現行煤炭資源稅計征辦法，從以產量和銷售收入為基數計征改為以資源儲量為基數計征。但是，這種改革不能僅限于煤炭領域，也應該向石油等領域推廣，并且應該盡快付諸實施。一旦改革推行下去，將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國資源開采中的浪費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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