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或者說對原有經濟體制的歷史性突破是從農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開始的，這是對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史中決策偏差的一種有限矯正。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四十年，為了保障當時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國家戰略，農業積累成為國家工業發展的必要基礎，農村地區以及祖祖輩輩長期忍受剩余產品被剝奪的農民為國家的工業化發展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歷史性貢獻。
近年來，“三農”問題成為經濟學界特別關注的經濟學應用與現實政策選擇問題。大家普遍認識到：沒有農村經濟與社會的全面發展和進步，中國的現代化就是一張難以兌現的空頭支票。
周天勇的新著《走出決策的經濟學誤區》從廣泛的視野審視了農業發展、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和融資、政府體制和管理以及發展戰略與宏觀調控等方面的重大問題，以豐富的例證和深入觀察思考的感悟，對這些問題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在“中國人多地少，小農經濟不需要規模經營嗎？”一文中，作者通過對中國與西方農業社會的歷史比較，揭示了歐洲農業雖然不如同期中國農業發達，但是歐洲的工業文明比中國早２００年左右，歐洲的城市化與工業化使人們擺脫了傳統農業社會人口對土地的依附和土地對人類生活改進的制約。
作者進而指出人類社會人口增長與土地有限供給之間的矛盾基本在這以后被其他的社會和經濟矛盾所代替。在該文末尾處作者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提出“在中國土地兼并和規模化經營上確實存在著兩難：如果土地兼并太快，會發生歷史上因地主兼并農民土地而造成的社會不穩定狀況；如果不允許土地兼并，土地不在農戶中流轉集中，中國農業的現代化就無法實現”。
“農業規模經營需要回到集體經濟體制上去嗎”、“土地不流轉不可能實現規模經營”、“只承包牲畜、不長期承包土地的生態悲劇”、“糧食安全與要求糧食自給對農業發展的約束”、“農業剩余勞動力必須轉移”等幾篇文章則從不同角度進一步論證了土地兼并和流轉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并且強調農業耕地必須集中，農業經營應當以家庭為單位，這是不可抗拒的生產方式和組織制度趨勢。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生產需要的是規模經營：耕地大面積生產和管理，勞動生產率提高，活勞動成本下降；農業的規模化經營使得農業機械與設施的使用效率提高，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和水利化的單位成本下降，交易成本下降（比如尋找客戶、購買種子化肥農藥、租用機械等），土地從收益低的農戶逐步轉移到收益高的種地能手的手中，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摩擦成本降低，土地資源有可能實現最優配置。
在“經濟學大師們的爭論和中國反城市化的后果”一文中，作者認為有些看起來對農村經濟發展有利的政策措施從長期后果來看，實際上是延緩了城市化的推進，甚至可以被看做是“反城市化”的舉措。比如說在農村發展合作醫療事業，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興辦“五小”工業，在農村中建立科技推廣站、農機站、林業站、文化站等，采取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鄉村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方針和政策；給貧困鄉村和貧困戶通電、通水、通路并建設半畝溫飽田；建立農村合作金融體系，在農牧區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等。這些政策和措施的實施，使中國城市化幾十年沒有進展，甚至倒退。
作者的這些看法，在我看來，確實包含著不可忽視的科學理性與哲理，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時期內，通過中央政府的制度性法規將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和占人口８０％左右的農業人口與城鎮進行人為的制度性分割，破壞了自然經濟中生產要素的正常流動，阻隔了市場的發育、擴展和趨同，這隱含著農民和農村地區必須忍受長期的非國民待遇。
甚至對那些來自農村的知識分子、干部、轉業退伍軍人所給予的恩賜般的照顧以及將其家屬逐步轉變為城鎮居民的做法，實際上都在不斷地暗示：出生在農村天生就處于不能與城鎮居民相提并論的劣勢地位，他們必須比“城里人”更加努力才能獲得“城里人”與天俱來的市民待遇，并且應當比“城里人”更加知足和慶幸。
周天勇是中國經濟學界出道甚早的“少壯派”經濟學家，早在他大學本科階段，就在《經濟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９期上發表了他與李學良的合作論文“關于控制基建規模的幾點意見”。以后又陸續發表了“中國特殊的低效率通貨膨脹”、“國有企業對銀行的債務危機及其解決思路”等論文，出版了《勞動與經濟增長》、《效率與供給經濟學》、《金融風險與資本社會化》等著作。他不但對“三農問題”進行了長期跟蹤調研，而且在西部大開發、推進城市化、發展中小企業、擴大就業等方面發表了不少有益的建議，得到有關決策方面的重視和好評。
近年來身為中央黨校教授和研究室副主任的周天勇經常為包括省部級在內的高級干部授課，對開拓決策層思路，澄清某些理論上的認識問題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走出經濟學決策的誤區》非常具有針對性地就經濟發展與決策中的重要問題展開討論或爭辯，不但表現出作者的理論勇氣和經濟學睿智，而且還從不同側面和視角體現出經濟學的致用之本色。
正如樊綱先生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所評論的那樣，“周天勇博士在多年的教學、討論、調查、研究中，密切關注中國經濟發展和建設中各級決策層的動向和實踐，感知和了解了中國官員決策中的許多現實的熱點和難點經濟問題，積累了許多案例，并提出許多有益的建議。這本書就是一本為經濟決策者們提供理論分析工具的經濟學著作”。
在我國當前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中，經濟決策還遠未達到決策科學化、系統化、制度化的水準，決策的隨意性、武斷性和低水平的謬誤經常被人們所發現。這就為經濟學家和具備一定經濟學知識的各級領導干部提供了大量實踐和貢獻的機會，同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雖然我們不能苛求每一位學者都是能夠開出應用藥方并且被實踐證明確有道理的高手，但是對于那些同時兼備扎實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社會實踐的少數經濟學家，應當鼓勵和支持他們為決策層提供更多的服務和貢獻。
據《中國經濟時報》
近年來，“三農”問題成為經濟學界特別關注的經濟學應用與現實政策選擇問題。大家普遍認識到：沒有農村經濟與社會的全面發展和進步，中國的現代化就是一張難以兌現的空頭支票。
周天勇的新著《走出決策的經濟學誤區》從廣泛的視野審視了農業發展、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和融資、政府體制和管理以及發展戰略與宏觀調控等方面的重大問題，以豐富的例證和深入觀察思考的感悟，對這些問題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在“中國人多地少，小農經濟不需要規模經營嗎？”一文中，作者通過對中國與西方農業社會的歷史比較，揭示了歐洲農業雖然不如同期中國農業發達，但是歐洲的工業文明比中國早２００年左右，歐洲的城市化與工業化使人們擺脫了傳統農業社會人口對土地的依附和土地對人類生活改進的制約。
作者進而指出人類社會人口增長與土地有限供給之間的矛盾基本在這以后被其他的社會和經濟矛盾所代替。在該文末尾處作者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提出“在中國土地兼并和規模化經營上確實存在著兩難：如果土地兼并太快，會發生歷史上因地主兼并農民土地而造成的社會不穩定狀況；如果不允許土地兼并，土地不在農戶中流轉集中，中國農業的現代化就無法實現”。
“農業規模經營需要回到集體經濟體制上去嗎”、“土地不流轉不可能實現規模經營”、“只承包牲畜、不長期承包土地的生態悲劇”、“糧食安全與要求糧食自給對農業發展的約束”、“農業剩余勞動力必須轉移”等幾篇文章則從不同角度進一步論證了土地兼并和流轉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并且強調農業耕地必須集中，農業經營應當以家庭為單位，這是不可抗拒的生產方式和組織制度趨勢。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生產需要的是規模經營：耕地大面積生產和管理，勞動生產率提高，活勞動成本下降；農業的規模化經營使得農業機械與設施的使用效率提高，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和水利化的單位成本下降，交易成本下降（比如尋找客戶、購買種子化肥農藥、租用機械等），土地從收益低的農戶逐步轉移到收益高的種地能手的手中，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摩擦成本降低，土地資源有可能實現最優配置。
在“經濟學大師們的爭論和中國反城市化的后果”一文中，作者認為有些看起來對農村經濟發展有利的政策措施從長期后果來看，實際上是延緩了城市化的推進，甚至可以被看做是“反城市化”的舉措。比如說在農村發展合作醫療事業，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興辦“五小”工業，在農村中建立科技推廣站、農機站、林業站、文化站等，采取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鄉村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方針和政策；給貧困鄉村和貧困戶通電、通水、通路并建設半畝溫飽田；建立農村合作金融體系，在農牧區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等。這些政策和措施的實施，使中國城市化幾十年沒有進展，甚至倒退。
作者的這些看法，在我看來，確實包含著不可忽視的科學理性與哲理，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時期內，通過中央政府的制度性法規將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和占人口８０％左右的農業人口與城鎮進行人為的制度性分割，破壞了自然經濟中生產要素的正常流動，阻隔了市場的發育、擴展和趨同，這隱含著農民和農村地區必須忍受長期的非國民待遇。
甚至對那些來自農村的知識分子、干部、轉業退伍軍人所給予的恩賜般的照顧以及將其家屬逐步轉變為城鎮居民的做法，實際上都在不斷地暗示：出生在農村天生就處于不能與城鎮居民相提并論的劣勢地位，他們必須比“城里人”更加努力才能獲得“城里人”與天俱來的市民待遇，并且應當比“城里人”更加知足和慶幸。
周天勇是中國經濟學界出道甚早的“少壯派”經濟學家，早在他大學本科階段，就在《經濟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９期上發表了他與李學良的合作論文“關于控制基建規模的幾點意見”。以后又陸續發表了“中國特殊的低效率通貨膨脹”、“國有企業對銀行的債務危機及其解決思路”等論文，出版了《勞動與經濟增長》、《效率與供給經濟學》、《金融風險與資本社會化》等著作。他不但對“三農問題”進行了長期跟蹤調研，而且在西部大開發、推進城市化、發展中小企業、擴大就業等方面發表了不少有益的建議，得到有關決策方面的重視和好評。
近年來身為中央黨校教授和研究室副主任的周天勇經常為包括省部級在內的高級干部授課，對開拓決策層思路，澄清某些理論上的認識問題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走出經濟學決策的誤區》非常具有針對性地就經濟發展與決策中的重要問題展開討論或爭辯，不但表現出作者的理論勇氣和經濟學睿智，而且還從不同側面和視角體現出經濟學的致用之本色。
正如樊綱先生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所評論的那樣，“周天勇博士在多年的教學、討論、調查、研究中，密切關注中國經濟發展和建設中各級決策層的動向和實踐，感知和了解了中國官員決策中的許多現實的熱點和難點經濟問題，積累了許多案例，并提出許多有益的建議。這本書就是一本為經濟決策者們提供理論分析工具的經濟學著作”。
在我國當前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中，經濟決策還遠未達到決策科學化、系統化、制度化的水準，決策的隨意性、武斷性和低水平的謬誤經常被人們所發現。這就為經濟學家和具備一定經濟學知識的各級領導干部提供了大量實踐和貢獻的機會，同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雖然我們不能苛求每一位學者都是能夠開出應用藥方并且被實踐證明確有道理的高手，但是對于那些同時兼備扎實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社會實踐的少數經濟學家，應當鼓勵和支持他們為決策層提供更多的服務和貢獻。
據《中國經濟時報》
